随着党和国家工作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展开，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越来越成为全党的共识。

1979年1月29日，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外的草坪上举行隆重仪式，欢迎30年来首访美国的中国领导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

实现中美建交，结束了两国之间30年的不正常状态，为我国正在推进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更稳定、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基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中央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首先是改变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新的科学判断。邓小平反复说明，“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争取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郑重申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发展同各国的关系。邓小平说：“我们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加强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加强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

1984年5月17日，邓小平会见厄瓜多尔总统乌尔塔多，同时对世界当时存在的两个最根本问题发表看法。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当今世界不安宁的根源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它损害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第二南北问题。这是今后国际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为新时期党和国家制定对外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抓住了这两大问题也就从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中抓住了制约影响其他矛盾的主要矛盾，把握住了时代的主题。

处理中美、中苏关系是这一时期外交工作的主要方面之一。中美关系虽因售台武器等问题受到严峻考验，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保持稳定发展。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破裂20多年的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为建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为新时期党和国家制定对外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

随着中国外交方针的调整，中国外交得到全方位的发展，一个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初步形成。到1989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137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