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视频讲到遵义会议为什么在党史中有这么重的分量？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

拥有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博古、李德使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中央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红军最终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北部前进。随后的猴场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1935年新年刚过，中央红军巧取黔北重镇——遵义。遵义会议在这危急存亡关头紧急召开。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归之于敌人力量的强大等客观因素。

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后来这样回忆，“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不知道要推迟多久。”

1935年2月底，遵义会议结束后一个月，中央红军攻克遵义北部的天险——娄山关，赢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